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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泰坦尼克号上富贵与贫困的差异极为悬殊，头等舱乘客有325人，二等舱285人，三等舱乘客则为706人。从人数比例来看，三等舱的乘客占据了较大的份额，这也说明船上的贫困乘客较多。正是这些人，选择了通过这艘船前往美国。而他们能够搭上这艘豪华邮轮，背后与1912年发生的英国煤矿大罢工密切相关。在20世纪初，英国的煤矿工人生活困苦，他们每日长时间工作，却依然无法养活家人。面对压迫和不公，工人们选择了以罢工来抗议，这场罢工波及广泛，持续长达37天。方朗等8位华人是受雇于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的工人，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英国谋生，每天工作15小时，但工资仅为白人工人的五分之一。在大罢工的影响下，煤矿停产，船运公司也受到了严重影响，生活更加困苦。正当他们陷入绝境时，一线希望出现了。
唐纳德轮船公司将一艘名为“阿纳特号”的船租给了一家水果公司，这艘船专门负责运输热带水果，来往于纽约与古巴。由于当时只有泰坦尼克号还能继续航行，公司便决定为这些工人购买三等舱团体票，派遣他们前往纽约。然而，尽管他们的船票仅是三等舱，但对于这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，能乘坐泰坦尼克号，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即使他们只能站在昏暗的甲板上，心中依然充满了希望。然而，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份希望将很快变成噩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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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12年4月10日到4月15日的夜晚，泰坦尼克号已经航行了五天。在这一季节，北大西洋的海面通常是平静的，一切看似安宁。船上，富人们尽情享受着豪华设施，沉浸在奢华的庆典与纸醉金迷中。而在三等舱，方朗等华人和来自爱尔兰、英国、北欧、俄罗斯、意大利等地的贫穷移民，住在狭小的上下铺房间里，虽然没有窗户，但他们仍能满足于有牛奶和面包吃。
然而，突然间，一声巨响打破了海上的宁静。船开始进水，方朗和其他华工感受到了危机的来临。他们迅速决定离开房间，而船上的上层甲板上的人们，只是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声音，以为船只触礁或某个机械部件出现了故障。富人们继续着自己的娱乐活动，甚至有人继续睡觉，没有人能预料到这艘号称“永不沉没”的船只即将沉没。
船长爱德华·约翰·史密斯有着30年的航海经验，他曾自豪地宣称自己驾驶的船只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，并且这次航行之后将退休。然而，当船员向他报告船舱进水的消息时，他依然不相信船会沉没，直到船舶设计师确认“这艘船没救了”时，船长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尽管船长下令释放救生艇，但船上的救生艇数量仅能容纳1178人，而船上的总人数为2224人。大量的乘客无法登上救生艇，面临死亡的命运。
在这场混乱中，方朗等华人被困在三等舱的隔离区，由于当时的移民制度，三等舱乘客与上层甲板的乘客隔离开来，无法上到上层甲板，也无法获得救生艇。船上的混乱与绝望使得不少人被踩踏致死，而白星航运公司的管理层，则通过媒体炒作“工作人员的英勇精神”，为他们甩掉责任，反而将焦点转向了方朗等6名华人，抹黑他们通过伪装成老弱妇孺才能登上救生艇。由于这场海难的舆论风波，方朗等人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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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朗等华人逐渐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。在海上漂浮的他们，在面对死亡的恐惧时，终于看到了一束光照射过来，是一艘救生船的灯光。然而，由于方朗是华人，船上的长官起初犹豫是否要救助他，最终在其他乘客的压力下，才决定将船划到方朗身边，成功将他救起。最终，方朗的另外5名同伴也被救起。尽管他们幸存下来，但由于《排华法案》的存在，这些华工被拒绝进入美国。
尽管白星航运公司为了推卸责任，污蔑方朗等华人抢占了生存机会，但真相最终还是浮出了水面。经过一百年，当新中国的强大为他们撑起了保护伞，他们终于恢复了清白。历史或许沉默，但它从不曾说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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